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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无忧无虑的日子

发布日期:2022-04-19 12:10   来源:未知   阅读:

  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里,我还不满十岁,生活的重心就是上学,干干家务,听听收音机。有时,我会调到“午夜队长”,这个节目讲的是一位陆军飞行员和他的冒险历程。然而真正激发出我的想象力的却是另一档节目。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匆忙跑进客厅,为的就是不错过《威廉退尔序曲》的著名开场:

  一匹快如闪电的烈马绝尘而去,纵情地喊一声“嗨哟,跑吧,银子,跑吧”!游侠!勇往直前吧!在忠实的印第安伙伴汤托的陪伴下,智勇双全的蒙面骑士驰骋在美国大漠,向早期西部的法律和秩序发起挑战。带我们重温当年那段光辉岁月。游侠再次出发了。

  对于很多男孩子来说,住在芝加哥郊外僻静的乡村,身边发生的最大新闻不过是寻找走失的小狗,美国西部在他们眼中就充满了神秘与刺激。我和我的伙伴们想要得到游侠的6发式左轮手枪环和警徽。我们熟记游侠的信条:“交友之道是诚信。人人生来平等,每个人天生有能力改变世界。上帝把木柴放在那里,每个人必须自己去收集并点燃。”70年之后,它还是个不错的理念。

  收音机同样也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职业体育世界的大门。秋天是橄榄球的季节,爸爸和我会一起为我们喜欢的芝加哥熊队欢呼加油。熊队周日正在康明斯基公园参加决赛,忽然芝加哥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中断广播,插进来一条公告。“重要快报:日本的飞机对夏威夷发动闪电袭击。”一处名为珍珠港的美国军事基地燃起了熊熊大火。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中断了常规节目的播报,从檀香山进行了现场报道:“我们亲眼见证了今天这个早晨……敌机,无疑是日本飞机对珍珠港进行了狂轰滥炸。檀香山①这座城市也遭到袭击,破坏相当严重。战斗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不是开玩笑,是真实的战争。”夏威夷那时还不是美国的一个州①,但我模模糊糊知道它的大概位置,可我对珍珠港一无所知,也不清楚它对美国海军的意义。不过我能感觉到一定有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我从父母的面部表情能够看出,从播音员紧张的声音中也能够听出来。从那一时刻起,电台、报纸、街头巷尾和学校谈论的话题都是这次袭击。

  两年以来,美国一直凭借两个大洋的庇护得以舒舒服服地从远处注视着肆虐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冲突,同时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很多人对发生在20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遭受的惨重损失仍记忆犹新,再也不愿意卷入远方的另一场领土纷争。在芝加哥这种情绪尤为浓重。这座城市是反战的美国第一委员会总部所在地。该委员会拥有80多万成员,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反战组织之一。第一委员会成员深受美国很多年轻人的拥戴,其中一些人在我今后的人生中还会相遇,他们是耶鲁法律学院年轻的学生杰拉尔德福特和年轻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他们都曾向该委员会捐资②。美国第一委员会在珍珠港袭击事件中是最早遭受人员伤亡损失的机构之一,其成员一夜间锐减。该组织的很多支持者,包括福特和肯尼迪都迅速参战。

  当年那个星期天的其余时间,我们一家人挤在收音机旁,收听最新消息。每个小时都有新的报道:

  罗斯福总统宣布日本空袭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震惊伦敦上下,根据刚刚收到的一份电文,伦敦正在等待丘吉尔首相同意在一小时以内向日本宣战……政治交涉已经基本无望。蒙大拿州参议员,同时也是立场坚定的孤立主义者的惠勒说:“我们必须尽最大力量打败日本。”……最大的一份孤立主义报纸《芝加哥论坛报》第二天的大标题将是:“不论对错,都是我们的国家。”

  第二天,美国民众听到了来自总统的声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我当时知道的唯一一位总统。他在我出生4个月的时候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声音一定有什么魔力,增添了他的权威性。他的语调正式,近乎贵族语调,与我们在中西部的朋友截然不同。在整个大萧条期间,他的声音就是一种安慰,对我父母而言也是这样。他讲话语速缓慢,不慌不忙地控诉日本帝国的罪行。每一个音节都力求发音清晰,好像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是义愤填膺的导弹。他的这段讲话成了他的杰作,美国首次听到这样的话,因此也就永载史册:“就在昨天,1941年12月7日,我们的国耻日……”

  总统要求国会宣战。现在,只有美国取得胜利,民主精神才能继续发扬光大。国内数百万人曾经试图回避的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很多美国人会死去。战争将会改变全国所有美国人的生活,包括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男孩儿,他真的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有可能再度回到游侠骑士那个无忧无虑的世界。

  在大萧条的那几年,真是贫困不堪,令人绝望。1932年,按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的描述是“最残酷的一年”。

  即便是适应力很强的工业城市芝加哥也未能逃脱大萧条的厄运。在市中心卢普商业区外围,数以千计的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用废金属搭起棚子,用纸板搭起帐篷,聚集在一起,这就是胡佛村,起这样的名字是为了讥讽对美国经济困境难辞其咎的胡佛总统。小巷和街道也都有了新的名字,如昌盛路和萧条大道等。

  1932年7月9日,《芝加哥论坛报》无情地报道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前一天收于41.22点,这是大萧条期间有记录的最低点。就在这一天我出生了。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灾难中最残酷一年中最黑暗的一天。我降生在芝加哥市中心的圣路加医院,是乔治和珍妮特拉姆斯菲尔德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就像我在第一次也是这之前唯一一次尝试写自传(时年13岁)时记录的那样,我从医院回到家就发现自己有一个两岁的姐姐琼。由于小时候家里常常搬家,琼也就成了我的玩伴和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我们的母亲珍妮特个头不高,她的身材给人的感觉是精力充沛。她是一名受过正规培训的老师,对正确使用语法要求很严格。她心地善良,但同时也是严师。我清晰地记得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小住期间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一件事。在南部,老师教课都靠死记硬背,和我在伊利诺伊接受的先进教育完全不同,伊利诺伊的老师们鼓励学生们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所以在南方我的学习远远落后于同学。当得知我有降级的危险时,妈妈生气了。她对老师说会让我上暑假补习班,她将亲自指导我的学习,帮我赶上进度。每一天,妈妈都和我一起做练习,确保我各科齐头并进。我的这个夏天可不好过,但是我的成绩足以进入下一年级了。

  我的父亲乔治拉姆斯菲尔德就是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以他为榜样的那类人,我当然也不例外。他是我知道的最诚实、德才兼备的人,我经常征求他的建议。他尽心尽力地想要成为一个好父亲,因为他清楚孩子如果没有一个好父亲是什么滋味。约翰亨利希拉姆斯菲尔德在我父亲刚刚出世时就离开了家,并与奶奶离了婚。我父亲小小年纪就不得不与他的哥哥亨利一起帮着养家糊口。父亲12岁就开始做勤杂工,一辈子都很操劳,却总是乐观向上,喜欢吹口哨,从来不抱怨。他总是有一种紧迫感,从来不愿意浪费时间。有时候,他会带上我,在黎明时分去公共高尔夫球场,玩他发明的快速高尔夫:只打九个洞,从来不超过45分钟,从来不停下来练习挥杆。

  我人生最初的几年是在芝加哥这座城市度过的。芝加哥在那以前就已经是一座移民城市,大量欧洲移民,吃苦耐劳、想寻求二次致富机会的拓荒者,以及相当数量从南部迁移过来的非洲裔美国人云集在这里。尽管这座城市的居民差异很大,但芝加哥人有一个共性:对欧洲贵族的自命不凡嗤之以鼻。那时芝加哥中有很多爱尔兰人,当地政客们以嘲讽英国人为乐,英国人会还以颜色。“看过了这里,”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访问芝加哥之后不屑地写道,“但我迫切希望永远不要再看,这座城市里居住的都是些野蛮人。”

  这种看法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事实,这座城市的确不适宜那些神经脆弱、敏感的人。这座城市出过艾尔卡彭①、情人节大屠杀②、1919年黑袜丑闻③,及其闻名于世的政治④—墓地里的私人经常提前投票。芝加哥居民对这种无秩序相当引以为傲。在这座城市,一个人的价值并不体现在他的血统、出身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努力奋斗中。“芝加哥,”美国作家林肯斯蒂芬斯曾经这样写道,“把机会摆在你眼前。”这种评价相当准确。

  我父亲从年轻时到结婚头几年,全家人一直挤在城市狭小的公寓中,他长久以来一直希望全家能搬到市郊的大房子里。我六岁时,我们搬到了埃文斯顿附近,西北大学就在这里。之后,我们终于搬到了北部郊区温内特卡的一幢房子。这几次搬家并非漫无目的,是我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父亲相信,好学校附近区域的地产价值都有上涨空间。温内特卡在新特里尔高中区,就属于这样的地方。和我们同住的还有我的奶奶利泽特及奶奶的妈妈伊丽莎白。是这两个女人将父亲抚养长大,她们在一起聊天时经常说德语。

  现在,温内特卡是芝加哥一个非常富裕的城郊住宅区,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小镇的贫富分化还很严重。我们的邻居有生意人,有移民,也有工人:建筑工人、一个列车长、一个电力工人、一个花匠和一个清洁工。

  我猜想,由于我父母都是精力充沛之人,我一定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继承了这一特点。在学习之余,我是乡村硬式棒球队康尼小熊队的三垒手。这支棒球队由当地药店赞助。我七岁时加入了童子军,喜欢徒步短途旅行、钓鱼和玩独木舟。在我的印象中我还打零工。我还不满十岁时就下决心自己挣够钱去买我的第一辆施文自行车。我送过报纸、割过草坪,还帮人订阅杂志,包括由诺曼洛克威尔创作封面的《星期六晚邮报》。每个星期六,我帮邻居给温内特卡信托储蓄银行的员工派送其自制的三明治,可以挣到20美分之多。终于,我挣的钱足够将我钟爱的红色施文买回家了,这辆车在我眼中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对于我们那里的孩子来说,骑上自行车就可以撒野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直到不得不回家的时候。

  总的说来,我的童年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西部小镇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过,这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了。

  日本的袭击发生后不久,我父亲就志愿加入了海军。父亲其实已经不是新兵的理想人选了,他那年38岁,已经远远超过了征兵局规定的年龄限制。而且他身形瘦弱,看上去完全与他的实际年龄不符,海军征兵办公室拒绝了他。

  父亲没有放弃,他开始增加体重。他吃香蕉船、奶昔和任何能够增重的食物。经过一段时间的饮食调整,父亲回到征兵办公室再次应征。

  战争进展不顺利,无形中帮了父亲的忙。征兵办公室终于批准父亲入伍,并告诉这个有着德国名字的坚定男子准备接受军官训练。他的这个决定最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在罗得岛的昆塞角完成了为期90天的训练任务之后,父亲接受了任命,我们一家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伊丽莎白市附近的一个飞艇基地。海军的飞艇当时用来定位跟踪在大西洋尾随盟军商船的德国海军潜水艇。父亲不希望就这样把生命消耗在北卡罗来纳州,很快就请求参加海上任务。最终父亲的请求获得了批准,他被分派到美国护航航空母舰俾斯麦海号(CVE-95)上。当时俾斯麦海号还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附近的造船厂,马上就要完工了。最初,我父母决定全家返回伊利诺伊,但妈妈不愿意与父亲离得那么远,在最后时刻,她决定我们将随着父亲一起走,送他出海。于是,在等待俾斯麦海号完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搬到了华盛顿州东奥查德港,在俄勒冈的海滨也小住过一段时间。

  1944年俾斯麦海号试航完成后,海军却将父亲调到同样准备部署在太平洋战区的护航航空母舰荷兰第亚号(CVE-97)上。这次调任真是太幸运了。父亲随荷兰第亚号出海之后,俾斯麦海号遭日本神风式飞机攻击沉没,舰上300多人遇难。

  父亲在海上作战时,母亲和其他有丈夫参战的妻子一样必须独自支撑起家庭。珍珠港事件后她第一次学习开车,技术还不甚娴熟。从俄勒冈向南,我们开车穿过旧金山。母亲开着我们那辆绿色的1937年产奥兹莫比尔牌汽车,驶在这座城市著名的山间,道路颠簸,母亲紧张极了。她时不时就要我和琼下车步行,怕她在踩离合器和换挡时车辆失控。

  由于没有机会征求父亲的意见,母亲在加利福尼亚科罗纳多的C大道买了一幢小房子,离海军航空基地不远。对她而言这可是个重大决定,我们的钱不多,在这方面的经验也很不足。在整个战争期间,她采买都十分谨慎。母亲曾经给父亲写信说,她一个月工资有190美元,全家的整月支出为186.37美元。

  我们很幸运,在科罗纳多有很多军人家庭,大家的境况都一样艰难。母亲与荷兰第亚号的船员妻子们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为亲人担心,分享得到的讯息。很多和我一起去上学的孩子家中都有父兄被征召入伍,所以给我们分配了特殊债券。

  我们仔细研讨报纸中的地图、聆听广播报道,并在电影院观看电影播放前插播的新闻短片。在科罗纳多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抱着共同的目的——支持这场战争。我们开垦战时菜圃,自己种蔬菜,通过打零工挣钱,购买战时公债发行的配给券或邮票,还收集可回收作为战争物资的报纸、橡胶和金属挂钩。母亲节省下煎炸用油捐去做军火。橡胶都被军用车辆征用,没有人能够买到新的汽车轮胎,所以旧轮胎是补了又补。政府对重要商品,如汽油、糖、黄油和尼龙等实行定量供应。几乎没有人抱怨,大家知道,我们需要同舟共济。

  随着战争的进行,我们会在人们的窗户上点缀有一颗星星的小旗子,表示这家里有人在军队服役。如果这家有军人阵亡了,旗子会被镶有金星的旗子所替代。我的父母之前从来没有分开过,分离使他们两个人都备受煎熬。母亲几乎天天都在写信。父亲会使用薄薄的葱皮纸回信,这也就是著名的“V-mail”,即胜利邮件。有些信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支离破碎,这是因为船上的审查官担心邮件被敌人截获造成情报泄露,审查时将认为重要的内容剪掉了。结果,我们从来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在做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很高兴能收到他的信,因为有信来,就表明他很安全。

  “你好,亲爱的,好久不见了,”1944年8月父亲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爱你,这场战争过后我再也不要与你和孩子们分开。”

  快到父亲生日时,母亲写道:“你生日的时候我们没有吃蛋糕,没有你我不想要蛋糕。我们整天都在思念你、谈论你,替你想了很多生日愿望……我想有更多的时间与你在一起,我想所有时间都与你在一起,越快越好。”

  母亲会随时把我和琼的情况告诉父亲。“唐就是那种一刻不肯闲着的人,他现在的确很忙,”她在一封信中写道,“今晚晚餐时唐说他有三大愿望。他希望能够成为像哈里詹姆斯那样的‘乐队指挥’(那时我在初中乐队吹短号)、做一名‘建筑师’以及‘会飞的海军军官’。”最终,三个愿望中我只实现了一个。

  在我给父亲的一封信中,我把自己认为他需要知道的事情告诉了他:现在是垒球季,我要去参加右场手或中场手的选拔赛。虽然父亲远在太平洋海上作战,我仍然首先求助于他。“如果可能的话,您能不能给我找……找一副守场员合指手套?”我问道,“我很想您。”我补充道:“好好保重。”我迫不及待地期望他早日回家。

  震惊的一刻对我而言来得非常突然。那一天,我正在科罗纳多初中的操场排演一个校园剧,忽然大喇叭里开始播报紧急通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总统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他,在新闻影片里看到他,我曾经坚信这个人会领导我们走向胜利,让我父亲安全回家。在为他的死讯震惊的同时,学校中一些孩子的反应也令我讶异。当他们听到总统去世的消息之后,他们有些人看上去十分高兴。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与我父亲、他所在的船、我们的国家以及这场战争的命运息息相关。如今,这个伟大人物不在了,我痛哭流涕。

  如今战争的命运就掌握在副总统哈利S.杜鲁门的手上,全国人民都对他知之甚少。上任数月内,杜鲁门下令向日本投放了两枚。我们知道是一种爆炸威力极大、爆炸后会产生某种放射性尘埃的炸弹,但究竟是什么就一无所知了。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包括我们一家,轰炸意味着这场漫长、血腥、夺走6000万条生命的战争可能快要结束了。

  在向日本城市长崎投放了第二颗后,父亲给母亲写了一封信。“现在船员们都在议论日本投降的可能性,当然还没有什么具体消息,我们除了听收音机也得不到什么其他消息,”父亲告诉她,“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应该为时不远了,值得期待。”

  几天之后他的愿望实现了。1945年8月15日,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有了变化:“日本投降了,战争结束!”我那会儿正在科罗纳多渡船码头卖《圣地亚哥报》,这则装饰精美的消息就在头版。那天我的报纸全部卖光了,不过事后回想起来真觉得自己应该保留一份。对日作战胜利日的意义是我父亲就要回家了。

  一开始,荷兰第亚号计划驶往日本,参与日本驻军计划,不过最终还是更改了任务,将被日军潜水艇炸沉的美军印第安纳波里斯号上的幸存者运送回美国。那是一次恐怖的惨剧,大约300名美国海军人员随着船一起沉入了大海,900多人跳入海水中,却只有近300人在五天之后获救,这五天没吃没喝,还要逃避轰炸和鲨鱼的袭击。于是,荷兰第亚号于1945年9月26日返回美国,首先靠岸将印第安纳波里斯号上的伤员放下,第二天便进入港口,全体船员登岸。

  一收到船要进港的消息,母亲便开车带上我们去接父亲。妈妈、琼还有我看着船上的乘客和船员下船。最后,我父亲走下船来。对于我这个13岁的男孩子来说,世界一下子又变得美好了。

  当父亲1974年去世之后,我在他留下的文件中找到一封已经揉得皱皱巴巴的信,和其他人一样,这封信上滔滔不绝地总结了他和其他很多人的服役对国家的意义。信上有当时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的签名。詹姆斯福莱斯特后来成为美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我猜这封信是在他们离开海军重返平民生活的时候寄给参战人员的。他这封信是计算着父亲正式退役的时间寄出的,福莱斯特写道:“因为,虽然没有举行仪式,但我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表达,我很荣幸地说,海军以您为荣,希望您的生活顺利,荣耀与您同在。”几十年后,当我接替福莱斯特任国防部长之后,我将这封信镶在镜框里,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每当需要将青年男女派往遥远的地方参战时,我都会想起这封信。

  在父亲正式退役之后,我们驱车返回伊利诺伊。到家后,父亲立即回到他12岁起步时工作过的那家房地产公司626969澳门资料大全奥!他的工作是住宅房地产销售员,他先在有好学校的地区购买房子,装修后再卖出,获取差价,这是家里一笔额外的收入。结果,在今后几年中,我们先后住过六七处不同的房子,在温内特卡时甚至在一条街上住过三幢房子。由于我们经常需要修缮房屋,所以我放学之后会帮忙,用蒸汽喷、用湿巾泡旧壁纸,然后撕下,并帮着把新壁纸贴好。我们完工之后,父亲便会把房子推向市场出售,然后又会在新地方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往复。

  我喜欢上高中,学习也很刻苦。只要能够参加的体育活动我都参加。大学一年级,我参加了校内摔跤赛,并打进决赛。到了高年级,我和朋友伦尼维斯科奇尔成为大学体育代表队摔跤队的副队长,我们队在全校历史上首次赢得了伊利诺伊州的冠军。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询问我做摔跤手那几年的经历,甚至用摔跤来形容我的生活方式。而事实是,摔跤碰巧是适合我的运动。与很多活动一样,我发现自己在摔跤上越下功夫,成绩就越好,我开始明白努力与成果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在高中时,我遇到了马里恩乔伊斯皮尔逊。周末经常和一大群朋友晚上聚餐,我们的友谊也不断加深。汉堡、薯条、奶昔,再加上投币式自动点唱机,这就是我们周五和周六晚上的生活。我和乔伊斯在三年级同时当选班干部,就在那一年,我越来越被她精神饱满又不装腔作势的风格所吸引。她的眼睛闪着自信的光芒,好像要刻意掩饰她的敏锐洞察力和幽默的思想。我们升入毕业班时开始约会了,不过那一年里多数时间我们是分分合合、摇摆不定。

  到了考虑选择大学的时候,好几所十大盟校所属大学发来邀请,愿意提供摔跤奖学金,这让我左右思量,无法定夺。我的高中校长弗雷德卡勒建议我去普林斯顿大学,他是那所大学的毕业生,在他心目中,那里才最适合我。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些常春藤名校是富裕的或有关系的人家才能上得起的,我真不知道我的情况适合上哪所学校。

  我听说普林斯顿不提供体育奖学金,于是告诉校长我上不起那所学校。校长并不气馁,他要求我填写申请表,并参加需要的一切测试,并许诺和奖学金委员会去谈,帮助我争取必要的奖学金。如果没有他坚持不懈的鼓励,我肯定不会上普林斯顿大学。

  1954年那一届不仅仅全是男性,而且全是白人。我们的同学有一半以上都上过预科,第一年要求的课程已经学过不少了。而我们这些公立学校出来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几乎每一天我都是从教室直奔图书馆,然后去打橄榄球或练习摔跤,之后再返回图书馆学习到深夜。

  我在普林斯顿得到的奖学金可以支付学费和杂费,却不足以支付书本、食宿或交通费用。我很快打听到有一个海军预备军官训练营(ROTC)计划,可以承担所有费用,而且每个月还提供50美元的零用钱。不过附带条件是需要承诺毕业后在正规海军任海军少尉,至少服役三年。

  加入该计划后,每年夏天我都要花六个星期的时间参加该项目的训练。1952年,当我完成在美国威斯康星号战舰上的海军训练之后,我和室友席德华斯一起免费搭乘军用飞机,飞到德国法兰克福,在欧洲游历了两个星期。所到国家都是我少年时代只在书中读到过的,而且那时候是战争期间。此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过去了七年,可是战争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影响,这让我震惊不已。有些被炸地区尚未修复。甚至连不屈不挠的英国人也还在定量配给中挣扎。

  与此同时,一场新的战争—冷战席卷全球。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更多的是通过代理人和间谍发生冲突,但没有直接的军事对抗。随后朝鲜半岛战争爆发。1953年,当我再次参加夏季海军航行实习时,收到家人的来信,家人告诉我说,我在高中时代的亲密朋友兼摔跤队队友迪克欧基夫在战争中阵亡。更令人难过的是,当时战争就快要结束了,迪克却死了。正在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各方仍在不惜一切代价抢占有利位置,结果,在战争的最后20天里,联合国士兵伤亡人数达1.7万人,其中多数是美国人。

  冷战初期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者会渗透到西方各国的政府内部。实际上,杜鲁门政府通过马歇尔计划加快对西欧的经济援助步伐,就是担心这些绝望中的国家会被国家接管。还有报告说美国政府内部有国家的高级人员。到目前为止,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最充满变化的插曲就是美国员惠特克钱伯斯的自首。钱伯斯决定倒向美国一方并与我们的政府合作。对于他来说,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因为他仍然相信苏联会在冷战中获胜。

  钱伯斯主动向美国政府提供的情报之一,就是揭发国务院高级官员阿尔杰希斯是间谍。希斯愤怒地否认了指控,几乎圈内每一个人都支持他。希斯温文尔雅,衣着整洁,能言善辩,做过美国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秘书,作为国务院代表团成员随罗斯福总统出席过雅尔塔会议。在报纸照片上或在新闻影片中,钱伯斯简直就无法与阿尔杰希斯相提并论,他是一个胖子,不修边幅,一口烂牙,他承认为苏联提供过帮助。没有人愿意相信他而去怀疑希斯。

  在国会听证会上,希斯辩称从来不认识钱伯斯。他很有说服力。看来,如果能够证明钱伯斯讲的是实话,希斯可能就是天底下最好的骗子。显然他就是一个骗子。当钱伯斯在一次秘密听证会中作证说希斯曾经向他提到过一种珍稀的鸟类,叫蓝翅黄森莺,希斯后来在单独被讯问时招认了,完全不了解他的招认有什么含意。令一些人震惊且一直难以置信的是,希斯最终被判犯有伪证罪。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个案子很吸引我,其中的经验教训使我受益无穷。希斯被判有罪时,我明白了群众的意见和第一印象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我还观察到,有很多人,有些还被认为是我们当中的智者,可以全然不去理会希斯有罪的证据,即便最后证明就是个骗子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通过这个案子,我还听到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的名字。他是国会小组委员会成员,支持过钱伯斯,后来又协助破获了钱伯斯案;他是一名坚韧的、年轻的众议员,名字叫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希斯案件使很多保守派对前苏联间谍活动的担忧有了正当理由。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抓住了这个由头,麦卡锡极富攻击性的战术使他与政府中其他人之间关系紧张,简直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在著名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当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到部队中调查渗透问题时,矛盾终于爆发了。这再一次引起了我的注意。

  陆军部一位叫约瑟夫韦尔奇的律师,要求麦卡锡对自己一位年轻助手在一次听证会上遭到攻击做出解释。随后韦尔奇向麦卡锡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先生,您是否毫无廉耻之心?”问得好,或者更准确地说,说的是事实。我第一次看到了众议员为了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不公正地威胁、恫吓证人的丑恶一幕。

  我对这一事件尤为感兴趣,因为我当时正在研究政治和政府。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应该主修历史。政治系的少数教员是极左人士。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的一位教授看上去极其鄙视私营机构,认为其中充斥着贪污腐败和不道德的行为,他也很看不起企业界。他对像我父亲这样勤奋工作、恪守道德的人每天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毕业都要写毕业论文。我将两年前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总统没收钢铁厂的事选作了论文主题。在《杨斯顿钢铁公司总统权限案》中,索耶是杜鲁门那届政府的商务部长,最高法院裁定杜鲁门战时没收钢铁厂的做法是违宪行为。我则在论文中辩称,法院的决定是“适时的并且是安定人心的”。这一决定当时并未在法律界之外引起多少争议,但是1952年的这起案件将会成为限制战时行政权的一大重要决定。

  1954年3月,我们开始为毕业做准备,我出席了毕业班宴会。讲话的是普林斯顿的校友、前伊利诺伊州州长阿德莱史蒂文森。他是人所共知的不走运的人,两年前在与广受欢迎的共和党人德怀持戴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时落败。20世纪50年代,史蒂文森经常被看做是一位冷静的智者,一个“鸡蛋脑袋”(指书呆子)。“全世界的鸡蛋脑袋们,团结起来,”史蒂文森在一次回击中套用了卡尔马克思的名言,“你们失去的只会是蛋黄!”我禁不住钦佩起他出色的幽默感和观点来。

  史蒂文森那天晚上的讲话对我产生的影响之大,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自己该到海军服役了,但并不清楚自己是否应该留在海军,如果不留下,我今后的人生又该做些什么呢?想想我后来从事的事业不免感到奇怪:使我下定决心从政的人竟然是一个心胸宽阔的人,而且还是一个自称鸡蛋脑袋的人。不过听到他讲话的时候正好是我人生规划的关键时刻,对于国家来说,当时也是一个转折点。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美国十年间第二次参战的历程也宣告结束。在氢弹完成首次试验后,对、核战争以及更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氢弹这种武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的威力大一千倍。

  史蒂文森为我的未来翻开了重要的也是崭新的一页。他谈到,无论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都不应该忘记公民的责任。他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未能履行职责,等待我们所有人的会是什么样严酷的后果。“如果那些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有远见、善于自律的美国人都不去完全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他警告说,“美国就会停滞不前,一旦美国停滞不前,世界就会崩溃。”他回顾了美国民众在我们的民主进程中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以及为了帮助政府指明方向所做过的努力。他说:“美国这个政治组织的力量,无论好歹,实际上都是无法估量的。它做出的决定、它几乎无限资源的贡献以及在道德及实质性问题上提供的领导能力,看来都能决定现代化世界的命运。”

  “你们在学校的时间不多了,”他结束时说,“这是你们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春天。现在,在这片安详、宁静的美好地方,探寻真理之深邃,感受真理之内涵。你们将会与老朋友、好朋友一起离去。你们离去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为何而来。”史蒂文森掷地有声的话语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每一次新的经历都要坚定不移、深思熟虑,每一次告别都要对自己有个交代。